兩年多前，曾經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的Lars Werin為我的英語論文結集寫了如下一段客套的「捧場」話：
　　Steven Cheung stuck to the great tradition of Adam Smith. From the late 1960‘s and onwards he wrote a number of papers， now beginning to gain the position of true classics. By applying the seemingly simple， established methods to important empirical problems that either appeared enigmatic， or had standard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obviously” true， he waved his magic wand and opened new， sometimes amazing vistas.
　　是我邀請他公開贊我的（一笑），什么magic wand云云，夸張之詞耳。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句，說我堅守亞當\’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的偉大傳統。這句話不夸張，也說得對。
　　高斯為該結集寫的《前言》，也有類同的看法：
　　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兩位說的其實一樣：高斯筆下的張五常就是Werin說的斯密傳統。要與斯密并駕齊驅當然苛求，但兩位專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門學問上得到的最高評價了。經濟學要那樣處理才對，可惜這樣的經濟學今天已成陳跡。
　　斯密是數世紀一見的偉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數世紀一見的巨著——《國富論》——起筆不是說什么哲理，或來一些卷首話，也不是介紹一下書中的內容或結構。他起筆是寫一間造針廠，他參觀過，知道造針的詳盡過程，立刻提出后來萬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獲大利的精辟見解，然后推到自由市場對民生有決定性的看法。
　　整本《國富論》，從頭到尾，都是高斯說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考查無數，世界各地的史實包羅萬有。有些觀察是看錯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錯，何況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論到對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來沒有一本論著比得上《國富論》。我拜讀該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針的實例起筆使我好幾個晚上睡不著：為什么一個大思想家會把一個平凡的實例看得那樣重要呢？
　　我開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讀斯密八年之后了。該年暑期回港看母親時，我已經在芝加哥教過高級價格理論，但在香港街頭巷尾見到的市場現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釋。當時認為自己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觀察，把經濟理論修改。選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
　　一九七五回港長假九個月，我決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僅觀察，而且要落手落腳地在市場操作一下。這決定起于對玉石的調查研究。當時，關于訊息不足的話題在行內吵得熱鬧。玉石市場有一個奇怪現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廣東道成交時，不切開來，賣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兩處淺淺的「水口」，購買的人要從石皮與水口猜測石內的玉質與瑕疵，很難猜得準確，有三幾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習經驗。為什么原石不先切開來，真相大白，才出售呢？為什么市場要刻意地隱瞞訊息，導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時日去研究猜測之法？
　　在解釋這困難度極高的調查中，我天天在廣東道跑，左問右問，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才算是質量高的玉石了。廣東道的專家起初認為我這個怪教授有趣，但后來還是經不起我的煩擾。其中一位關心的，說：「教授呀，玉石這回事，自己不買不賣，不入肉，不傷身，要學得懂很困難。我們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傳做玉石生意的。」一言驚醒，我于是在廣東道租了一個地攤作玉石生意兩個月，終于找到玉石市場隱瞞訊息的答案。
　　是真理。任何自稱是文物或書畫鑒證專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關的生意，我會給他的鑒證力打個大折扣。不親自投資下注，不容易對任何行業有深入的體會。這是我曾經在十九個行業下注而又親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難做，一般下小注，體會到行業性質的大概就收手了。這與自然科學在實驗室投資作實驗沒有什么不同。
　　到街頭巷尾跑，隨意觀察，因為成本低，還是主要的。與落手落腳的生意體會加起來，不斷地以簡單的經濟理念作解釋，約二十年就對自己的觀察與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發明的宏觀經濟，不是凱恩斯那一套，而是站遠一點，把大量的現象一起看，淘汰認為不重要的細節。一旦掌握到有關鍵性的「宏觀」局限轉變時，分析來來去去都是需求定律。解釋與推斷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需要知道的有關局限轉變，考查一般遠為困難。貨幣嗎？只是另一種物品，可以協助減低交易費用的。
　　讀者如果參閱我自一九八一寫《中國會走向的道路嗎？》及跟著的多篇關于經濟推斷的中語文章——全部在網上可以找到——會同意我的推斷很少錯。比行內的朋友準很多，勝出不止幾條街吧。不是因為理論上比他們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論比他們用的遠為簡單，概念比他們掌握得遠為通透，但最重要還是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思考時能把無數實例與瑣事加起來，比他們遠為全面。不深知事實，不可能真的懂經濟。
　　回頭說中國最近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我的確發了脾氣，拍案而起，力斥其非。為什么發展得頭頭是道的經濟改革，會推出那樣龐大而又復雜的勞動法，明顯地表達著設計的人對勞動市場的實況與合約變化的需要，沒有基本的理解或認識呢？若問勞苦大眾：「需要政府幫助嗎？需要多點保障嗎？需要老板多給錢嗎？」他們多半回應：「要、要、要。」他們可沒有想到，老板比他們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錢設廠置械，有利息與風險的回報，而那些「保障」法例，到頭來害了他們。
　　一個國家的經濟有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行業。我喜歡抓著有關鍵性的項目看。這幾年不斷跟進農轉工的情況，農產品的價格，接單工業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給中國帶來的競爭壓力。低下階層（包括農民）的收入，這幾年急升。我想，這就是了：數以億計的窮人的生活急速改進，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我事前想得對，傳統的經濟發展學說全盤錯了。我又想，繼續這樣的發展再十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可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個平手。歷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只有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農產品進口，導致地價奇高，壞了國家大事。當然，讓日圓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個致命傷。勞動合同法的推出，比日本當年還要蠢，因為日本當年沒有那么多的國際廉價勞力參與競爭。
　　今天經濟學的發展，是遠遠地脫離了斯密的傳統了。脫離了斯密還不怎樣，脫離了真實世界，經濟學不學也罷。沒有內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內情的數字回歸分析是更頭痛的另一回事。沒有人可以反對為了生計，助理教授要在國際知名學報發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紙終生雇用合約。自然科學有實驗室的操作，也有實驗室可以反證，不容易生安白造。經濟學者一般不會生安白造，但寫文章的人不知真實世界，學報編輯也不知真實世界，或大家以為知道但其實是另一回事，這樣的學問不是自欺欺人嗎？還是回到斯密的造針工廠去吧。
　　學術需要的飯碗與勞苦大眾需要的飯碗是兩回事。在推出勞動合同法之前，不可能沒有征求過吃著學術飯碗的經濟學者的意見。但該飯碗與勞苦大眾吃著的，是有著造針廠之外與造針廠之內之別。三十年來的經濟學發展，這二者早就互不相干了。